11、教联体改革深入推进,县管校聘从探索阶段转为实施阶段。为解决义务教育“城镇挤、农村弱”“择校热”等突出问题,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湖北省提出“教联体改革”举措。各地坚持“以城带乡”“以强带弱”“远近搭配”的原则,采取“1+N”模式,即1所核心校+若干成员校组合成一个教联体。教联体学校按照“七个一体化”和“17个统一”,全面理顺学校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德育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科委员会、年级委员会,实施一校多区一体化。
通过教联体改革,教师积极性提高了,城乡教育面貌焕然一新。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深化教联体改革也面临着教师负担过重、基层教育形式主义严重、教师交流的有效性、中小学教联体各自为战人为割裂了中小学的有效衔接、“七个一体化”管理和教育“17个统一”落实不到位的窘境,因而受到社会家长和教师的广泛关注。
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落实中小学教师"以县为主"管理体制,按照"总量控制、统筹使用、合理配置、激发活力"的原则,加强县域内中小学教师统筹管理,打破校长教师交流的管理瓶颈,实施县管校聘,城乡教育均衡。近年县管校聘从探索阶段转为实施阶段,但具体操作中仍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如“县管校聘”相关制度配套机制、教师激励机制没有建立,可能变异为对教师的瞎折腾,效果不尽人意。
12、学生减负和教师减负同步推进,关注恶意举报教师现象。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主责主业,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让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是教育减负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学生减负”到“教师减负”,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遵循教育规律,回归教育本真。教育减负,不只是对学生减负,教师也需要减负。当然,减负减的是不合理、不规范、不必要的负担,而非岗位职能和职业责任,也不是对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要求的放松。
造成教师负担过重的根源有三:①公众对教育的关注和期待越来越高,已经超越和掩盖了教育职能和教师职责,这是造成学校和教师隐性心理负担、责任压力的重要因素。②是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失度,营造良好教育环境的办法不多,限制性约束性措施出台频繁,放大了教育的职能范围和教师的职责边界,是官僚主义、失职失责无能的表现。③是一些政府部门以“负责”之名行“避责”之实,一方面让“防患于未然”成为一种冠冕堂皇的繁缛形式,另一方面使学校和教师在频繁的被动应付中逐渐失却了教育职责。
近年来,人们对师德师风等教育话题颇为关注。但由于成本小、门槛低、渠道广,少数学生家长随意举报老师的情况逐渐多发频发,其中不乏夸大其词、恶意造谣诽谤,导致教师不敢管、不想管、不愿管,佛系教师慢慢增多。据《半月谈》杂志调查发现,现实中举报教师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滥用举报危害多!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保护好教师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全心投入教育事业,挺直腰杆育人,就必须及时遏制举报滥用之风。首先,明确举报主体权责,完善举报流程机制。其次,及时公开澄清不实举报,为涉事教师正名。此外,纪检部门对“恶意举报”也当及时予以惩戒,提高其肆意妄为的成本。
13、进一步规范教师惩戒权限,熊孩子现象引起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重视。近年来,“熊孩子”无法无天现象和教育惩戒权的边界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受到关注。一方面,教师因惩戒学生而面临法律风险;另一方面,部分家长对孩子的过度纵容导致公共秩序受到影响。如:山东聊城师生冲突冲上热搜。江西瑞金某教师因让学生“跪地写检讨”被定性为体罚,引发舆论分歧,部分人认为教师应有权惩戒,而法律界定“肉体痛苦或精神羞辱”即属违法。浙江瑞安某教师因熊孩子调皮捣蛋,拎学生到窗边警告被行政拘留,而辱骂教师的学生,学校却听之任之,教师不得体罚学生,教师管理学生显得苍白无力,暴露出法律衔接的空白。
教育惩戒权的规范化和“熊孩子”问题的治理需要法律、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协作。只有明确惩戒边界、强化家长责任,并建立社会共识,才能减少冲突,促进教育环境的和谐发展。
14、“五项”管理更加重视,要求学校不得占用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课间10分钟改为15分钟成为热点,确保学生体育锻炼和睡眠时间,让学生身上有汗、眼中有光成为共识。加强“五项管理”(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是保障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确保学生充足的体育锻炼时间和质量的睡眠时间核心目标之一。
当前,基层很多学校应试教育的做法依然盛行。将学生当做学习和考试的机器,学校作息实践不科学,随意压榨学生的睡眠时间,挤占学生的体育锻炼实践。这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形成长效机制。通过系统性地加强“五项管理”,特别是抓住“作业”和“手机”这两个影响睡眠和锻炼时间的“牛鼻子”,并辅以科学的作息安排、丰富的体育活动、健康的睡眠引导以及坚实的家校社合作,才能真正有效保障学生的体育锻炼和睡眠时间,为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需要教育管理者、学校、教师、家长乃至全社会的持续努力和坚定决心。
15、普通高中扩容列为今年议事日程,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相融合进入探索模式。近年来,普通高中扩容和普职融通教育模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旨在缓解“中考分流焦虑”,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并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普职融通教育模式为缓解“普职分流”压力,提供了多元化升学路径,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目前面临的挑战是:需平衡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及学籍管理,确保“双向融通”而非单向流动。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向更加灵活、公平、高质量方向发展的趋势。
16、人工智能走向学校讲台,学校、教师和学生接受人工智能的挑战。当人工智能浪潮重塑教育形态时,教师角色正在经历历史性转变。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面对智能技术对教育的深度影响,只有不断适应人机协同教学新生态的教师才能更胜任,具体来说需要包括以下观念、素养和技能:坚守教育人文底色、预见教育发展趋势、打破学科壁垒、设计智能教育场景、具备智能思维、做好数字伦理守护。人工智能时代,每一个教育人要适应新形态,更要守好教育的“魂”。
17、持续关注教师教龄津贴问题,静待方案出台。社会关注的教师教龄津贴改革,终于在2025年迎来实质性的制度突破。这场从“静态僵化”到“动态适配”的结构性调整,不仅回应了教师群体多年呼吁,更重新定义了“教龄价值”在职业回报体系中的权重。教龄津贴改革首先于2023年在河南省开始破冰。新标准彻底改变了1985年以来“3-10元”的固定津贴模式。鼓励优秀人才从事教育事业,鼓励终身从教,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石。这场改革的价值远不止于津贴数字的变化,它更象征着对教师职业价值的重估—当“教龄”从档案里的冷冰冰数字,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职业资本,教育生态正从“职称内卷”转向“育人深耕”。未来需进一步弥合区域落差、完善代际衔接,才能让每位教师的讲台坚守,都兑换为制度性的尊严回报。
18、逐步撤并村级小学,确保每个乡镇有一所标准化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高中教育转入县城。乡村中小学、幼儿园是乡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乡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期盼。办好乡村学校,是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是乡村振兴、推进城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迅猛发展,加之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年轻人大量进城,乡村学校生源减少,部分乡村小学面临撤并成为必然趋势。
但是,为了推动乡村教育振兴、回应乡村群众美好教育期待,统筹考虑适龄儿童教育培养、就近入学、乡村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形态等因素,立足长远、科学调整乡村学校布局,既防止出现新的“空心校”,又防止小学和幼儿园“盲目撤并”和初中学校“贸然进城”,造成适龄儿童上学难和低龄寄宿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必须确保每个乡镇有一所标准化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高中教育逐步转入县城。优化乡村中小学幼儿园布局,必须坚持群众满意、坚持育人规律、坚持科学适切、坚持一镇一策四大原则。
19、创新家校协同教育新模式,共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让学校教育更顺畅,家庭教育更实在,逐步提高教育的社会满意度。创新家校社协同教育新模式,是当前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孩子全面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这需要打破传统边界,整合资源,建立更紧密、更高效、更温暖的育人共同体。如何构建这种新模式?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提出“成长同心圆:家校社生命共育生态圈”方案。“成长同心圆:家校社生命共育生态圈”模式,旨在通过机制、内容、载体、角色、评价的系统性创新,将家庭、学校、社区真正凝聚成一个目标一致、行动协同、情感相连的育人生命共同体。
它超越了简单的“家校沟通”或“社区活动”,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滋养每个孩子生命健康成长、支持每个家庭科学育儿、激发学校和社区育人活力的可持续生态。这需要各方的真诚投入、持续探索和共同努力。这种新模式值得探索、借鉴并学习。
20、逐步探索小学、初中、高中学制改革。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是涉及教育公平、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工程,需兼顾历史经验、儿童发展规律及社会需求。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议缩短学制(如“522”“533”模式),引发两方博弈。目前,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焦点从“年限长短”转向“结构弹性”,北京、上海、广州已有多元尝试。未来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方向应是科学性与系统性并重,强调实证先行,避免激进改革,积极构建“基础框架+地方弹性”体系。总之,中国学制改革需立足三重平衡:儿童发展规律(时间锚点)、社会需求(效率适配)与教育本质(质量底线)。短期可优化学期安排(如春秋假)、扩大学段贯通实验;长期须以评价改革为杠杆,推动学制从“僵化分层”转向“弹性协同”,最终实现“育人为本”的制度重构。
转载出处:今日头条


